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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山藏书派:开风气之先,承历史之重

苏州常熟市老城区,一栋栋白墙黑瓦的老宅鳞次栉比,一座名叫“晨星楼”的二层小楼隐藏其中。这栋木质老屋是萧氏家族的藏书楼,虽历经百年沧桑,仍屹立不倒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它还是一栋“活着的”藏书楼,时至今日,萧家后人仍在这里看守着近5000册古籍。

翻开历史长卷,常熟的藏书之风源远流长,仅明清两代,就有近300位藏书家,数量居国内县级市之首。他们或才华横溢、开风气之先,或精校细勘、承历史之重,或秉公前行、担民族之责……由他们谱写的虞山藏书史篇,不仅折射出江南一地的兴衰沉浮,更散发着中华文化的独有芬芳。

海纳百川,自成一派

今天的常熟市虞山南麓,仿古的建筑群里保留着一条已有400年历史的小路——南赵弄。弄堂深处,有一栋名为赵宅的大院,鼎盛时,这里的赵氏家族藏书两万余册,各类书籍“二酋五车,联架塞屋”,更有精校细勘的上百本典籍著作,为江南读书人所向往。

时间拨回到1593年。这一年,明朝吏部左侍郎赵用贤离开北京,回归故里。当宦海沉浮被抛到一边,赵用贤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、抄书,并将收集到的典籍珍本刊刻再版,开启了虞山藏书、刻书之风。

赵用贤的嗜书如命深深影响了他的长子赵琦美。据赵琦美编定的《脉望馆书目》记载,其所藏书籍以“天地玄黄”“宇宙洪荒”等为序,进一步细分了书籍类别,如他首创的“不全宋元板书”目录,详细记载了这些古书的缺损情况。更令人吃惊的是,赵琦美的藏书中还有“外国诸夷”“大西人著述”等西方传教士的注译书籍。

如果说赵氏父子很好地演绎了虞山藏书流派海纳百川、创新求变的开拓精神,那么他们身后的故事则更体现出这股精神带动下的气度与担当。

赵琦美晚年,自感“无所用于世”,便将藏书赠予有志于修史的同乡晚辈钱谦益。钱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学、艺术功底,对不同版本的书籍进行品评,并留下诸多精彩的题跋。史料记载,他藏书共计十万余卷,比肩朝廷内府,且“每及一书,能言旧刻若何,新板若何,中间差别几何”。

从追求古籍到对版本精挑细选,钱谦益将常熟藏书家对书籍的鉴赏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“明清时期常熟藏书家之所以被称为虞山藏书派,这同当地所形成的共同藏书观是分不开的。一代代藏书世家藏好书、读好书,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启了文化传承的新气象。”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曹培根说。

执著守正,传承文脉

明清以降,社会变革加速,常熟藏书世家兴衰交替。拨开历史的迷雾,一条主线清晰可见,那就是在一个藏书家族凋零之时,总有新的家族接过前人的衣钵,让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。

明天启七年(1627年),钱谦益的门生毛晋再次科举落榜。失落之余,他发下宏愿:将《诗经》等十三部儒家经典和截至宋代完成的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 等十七部正史尽数刊刻出版。

“要知道,历朝历代经史书籍多由中央政府主持出版,所耗巨费,光是版本的选择就困难重重。”常熟市图书馆馆长李烨说。

彼时书籍仍不乏手抄,一个不经意的疏漏就会造成全文语义不通。为正本溯源,毛晋不惜以页论价,凡是宋椠本“每页出二百”,远近书商闻讯纷纷赶来送书。为便于大规模刊刻,毛晋先后建成多个刻印刊书的工场,吸纳的刻工最多时达百人,并聘请全国著名的校勘学者周荣起等34人,与之共同参与编辑工作。

即便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投入,毛晋也耗时17年才完成十三经、十七史全部书板的雕刻。就在完成这年,明朝灭亡,江南地区一片动荡,毛晋精心雕刻的书板被毁十之二三。然而这挡不住毛晋的执念,他陆续卖掉诸多田产,节衣缩食苦苦支撑书板修复工作,到最后甚至需要友人接济,直至清顺治十三年 (1656年)才终成夙愿。

毛晋为了书散尽家财,而这些书亦成为后人的宝藏。此后两百多年间,大量源自毛晋汲古阁刻印的精品书籍流传于全国各地,不仅成为当时藏书家的藏品,更为诸多家境贫寒的读书人提供了一窥古籍精妙的途径。藏书不再是富人的专利,正如当地邑志中记载:“常熟儒家子弟购置图书,彬彬好学,盛于他邑。”

在书籍的带动下,常熟人才辈出。光翁氏一族,就先后诞生翁同龢和翁曾源这两个叔侄状元。时至今日,常熟籍两院院士人数仍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。

大道为公,泽被东西

在常熟市东郊的古里镇,有一座铁琴铜剑楼。它并不高大,也没有过多的装饰,却有着深厚的内涵。“此楼外墙厚达一臂,是为了防潮防火防虫,保护所藏书籍所筑。”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馆长王宇如此介绍。

这里曾是瞿氏宅邸。同当地许多富裕家族一样,瞿家也以藏书、读书为乐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瞿家还开放馆藏,不论亲外贫富,均可入内读书,瞿家甚至内辟专室,为读者提供免费的茶水膳食,泽及诸多莘莘学子。

瞿氏的开放精神在第四代传人瞿启甲身上得到了升华。1915年,瞿启甲带头成立常熟县立图书馆,并捐献家中大量宋元善本,其中不少至今仍保存在常熟市图书馆内。

1932年,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寇对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所属东方图书馆狂轰滥炸。在此危急时刻,瞿启甲毅然拿出家藏81种罕见珍本作为影印底本,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 《旧唐书》《汉书》等传世著作,以续中华文脉。此举引来日寇报复,1937年,瞿家老宅遭到轰炸,大量书籍文物被毁,铁琴铜剑楼几成断壁残垣。郁愤满怀的瞿启甲在三年后去世,他在遗嘱中交代:书勿分散,不能守则归之公。

于乱世之中坚守大道为公,瞿启甲的这份胸襟难能可贵。“须知中国古代藏书数量最多、影响最大的还是私藏。瞿家私藏以累世财富积聚而成,其中又多为存世寥寥的宋元古本,价值难以估量。”曹培根说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,瞿家后人谨遵父训,将铁琴铜剑楼的全部收藏无偿捐献给人民政府。在他们的带动下,常熟不少藏书家和后辈继承人也纷纷将有价值的精本、善本,或捐赠或作价,先后交于国家。

由明中叶而起,自明末清初而兴,再到清末的中兴,直至新中国成立,一代代常熟藏书家的热爱、责任、名利、苦痛,最终百川归海,泽被东西。这个文化的轮回,犹如瞿秉清在接到为避战乱而四散藏匿的古籍之后,为表达欣喜之情而请人所画的《虹月归来图》——劫波渡尽,文明之火再次幸存,读书人虽疲惫不堪,仍不禁为守得这方心中净土而微笑。

(新华社客户端发布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朱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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